【给定材料】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一个医疗卫生公平的排名，我国在119个国家中排在第118位，“看病贵、看病难”的民生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相关部门也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化解这一难题。
时至今日，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仅是卫生改革的重点，也是卫生改革的难点。而在这场改革中，如何从多方面入手，治医治药、理顺医与药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医药监管体系，改善医疗卫生行业服务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行业存在的矛盾问题和不合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材料二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对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作出部署，标志着公立医院改革已进入到试点探索与全国推广共同开展的新阶段。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公立医院占据着主体地位。据最新统计，我国医院总数为19822家，其中公立医院为14086家。
公立医院大多拥有优质医疗资源，承担着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广大群众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2010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和住院人次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同时，公立医院看病难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一直都是看病就医各种矛盾聚集的“重灾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对公立医院采取了国企改革的思路，实行放权搞活政策。很多公立医院通过小病大看、卖药提成、重复检查等手段进行创收，运行机制发生扭曲，趋利性增强，公益性淡化。加之一些公立医院管理不善，就医流程设计不合理，少数医务人员服务“冷、硬、顶、拖、推”等，加剧了患者对看病难的感受。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是缓解看病难的重点和关键。
也要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医疗服务终端，公立医院与药企药商、医务人员、患者、医保机构等各方切身利益纠缠在一起，不仅“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其他各方面改革都绕不过的“深水区”。公立医院改革复杂性强，影响医改全局，事关医改成败，既要积极推进，也要稳妥处理好深层次问题。为此，深化医改提出“两条腿走路”：一些保障公益性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可先行试点;一些体现公益性的具体便民措施，要尽快推开。
材料三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打击号贩子行动，以往在专家出诊表前一站就围上一堆号贩子的情景不见了。门诊楼门口两侧台阶上依次堆满了各种占位置的物品，医院保安表示，免疫内科挂号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里登记拿号，第二天再按照登记顺序排队等候挂号，中间还要点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挂号资格。记者焦急地四处走动，表现出想要挂号。这时，一名看起来不太像就医者的男子数次想过来搭讪，最后仍是没敢。
然而，在百度“协和医院吧”里，“代挂协和医院专家号131*****”、“为您跑腿，替您挂号”等字样的帖子却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记者挑选了几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均表示，要谁的号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只要提前把患者个人信息发给他们即可。根据医生挂号难易程度加价几百至数千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唐教授的号能不能便宜些时，一个号贩子说：“我们也不容易，就赚个跑腿钱，冬天冷夏天热的，现在又查这么严，逮着就拘留，抓进去多少个了，都没人敢干了。唐教授的号这么难挂，你还跟我讲价?”几番讨价还价未果，记者表示太贵了，还是自己去挂时，号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态度，大声说：“实话告诉你，不从我这买，你永远别想看上病，号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多着呢，排队的都是，能轮到你?爱买不买!”随即挂断了电话。
号贩子的嚣张使得普通群众看病难上加难。晚上11点，记者看到，此时本应没人的门诊楼前，长椅上、花坛里、台阶上、地上或躺或坐，满是彻夜排队的病人。
凌晨5点50分，协和医院西院内，准备挂号的患者早已进入了门诊大厅，仅半个小时，每个挂号窗口前，100人的“长龙”就又加长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个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来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点来的，挂到自己这里就没号了。第二次早上4点来的，队伍在外面就已经排好了，到自己这里还是没有了。这次，他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到了医院门口，蹲了一夜，4点30分保安开始放人，他终于排在前面被领了进来。他说：“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材料四
北京市石景山区同心医院是一家一级综合医院，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属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某日上午，记者来到石景山区吴家村，同心医院斜对面即是一大片居民区。按照“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原则，这座位于一大片居民区对面的医院应该是有不少居民来看病的。然而，记者在医院内走了一圈之后发现，挂号处没有人在排队，走廊里也没有候诊的患者，仅中医、口腔、妇科等少数几个科室内有一两名患者就诊。内科、外科等大部分科室内不是空无一人，就是只有医生们在闲聊。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甚至在二级医院和一些不知名的三级医院也是如此。
李大妈家住同心医院对面的重聚园小区，刚治完牙出来，她告诉记者：“开始我去过一回北大口腔医院，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还得让儿子请假开车，兴师动众的，自己也特累。后来我就到这来了，离得近、人少，医生态度也挺好。有个发烧感冒的，就别往大医院挤了。不过要真是有什么大病，肯定不敢在这看，还是得去大医院。”
与小医院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几乎水泄不通。就在去同心医院的前几天，记者在三〇一医院看到，挂号大厅里人声鼎沸，排队挂号的患者把宽敞的挂号大厅挤得只留下一条能通过1人的狭窄通道，不少患者或蹲或坐，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河南的患者告诉记者，他来京一周，已经两个晚上蹲守在三〇一医院门口了，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地挂到专家号：“闺女高烧半个多月不退，在俺们下边的医院啥也瞧不出来，人家说只有这里的专家能看，说啥也得挂上号啊!”
三〇一医院如此，北大医院、同仁医院、阜外医院、友谊医院等名牌大医院莫不如此。
“患者都倾向于到具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就诊，改变人们固有的就医习惯、思维定式需要一个过程。”某市卫生局局长说到，通过价格杠杆、政策措施引导市民有头疼脑热的小病在社区医院首诊是个良方。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医院要有高水平的医生作为保证，苦练内功提高医疗水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设备力量薄弱，多数患者对其难以信任。
某医院肿瘤科主任胡医师从事肿瘤专科治疗和研究长达25年。他说，近几年，很多县级的医疗机构都开设了肿瘤内科，然而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其他科转过来的，缺乏肿瘤治疗经验。他就接诊过一些在小医院治疗失败，病情被延误的病人。
该县卫生局局长也坦承，村级卫生室的功能定位是“群众健康守门人、顾问和健康参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以我县陶铺村为例，该村卫生室为附近3300多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仅有一人为执业助理医师，其余3人均为乡村医生。
在城市社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某说，这么多年来，医院没招进一位全科医生。很多高校生觉得在社区医院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业务水平提高慢，不愿在社区工作。基层医院不仅引进优秀人才难，留住一些技术过硬的医生就更难。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杨教授是从事新农合和医改研究的专家。她认为，三级转诊的薄弱环节在基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她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多服务于社区和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名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首先要以全科医生的身份去基层服务若干年，然后才有资格考取专科医生执照，进入大医院工作。
杨教授说：“目前我国医学院培养的都是专科医生，上世纪90年代首都医科大学曾经招收过全科医生专业的学生，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并没有下到基层，究其原因就是基层医生的待遇差，工资低，工作环境艰苦，晋升机会也少。因此，目前我国的基层医疗服务主要由低水平的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承担。”
专家建议，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力量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引导群众树立“小病不出社区”的科学就医观，使“首诊制”在制度和机制上得到保障。在国外，到大医院看病的人都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过去的。这种社区医疗机构的“首诊制”起到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作用，我国应该多加借鉴。
材料五
三级转诊，就是由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疗中心初诊或者抢救，需要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或者治疗的患者转入二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再根据病人的病情及医疗需要，将其转入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与居民贴心的家庭医生的专长，根据病情对患者分流，使患者医得其所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降低医疗费用。
三级转诊制度是新医改方案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主旨就在于引导患者就近治疗，缓解看病难题。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极不健全，实践中，三级转诊往往表现为双向转诊，即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之间互相转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只要双向转诊实施得好，就能缓解百姓看病难。
2011年某日，患脑血栓的某成都市民在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陪同下，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由于事先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提前预约好了医生和检查时间，该市民当天在半个小时内就做完了检查。
该市民是成都市构建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转诊制度后的一名受益者。2007年起，成都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区域医疗卫生合作模式，要求市内各城区的每家三级医院与该辖区内的几家社区医院“配对”“包干”。双方在转诊、就诊绿色通道，指导基层医疗技术、派专家定期临床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把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基层。
成都市卫生局杨局长介绍说，在一些签约社区和医院，在社区就诊的患者如需转诊到大医院，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就诊，康复阶段再转回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实现“双向转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间互认检查结果，减少重复检查，并确保诊疗的连续性。此外，社区医院的患者可以提前预约该辖区内三级医院的专家号，一经挂号就纳入整体诊治体系，享受同质医疗服务。
材料六
记者调查发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收入，扩大社会底部的贫困阶层，而医保水平低也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要从根本上抑制药价虚高、解决“看病贵”难题，有待于进行系统性的医疗体制改革，而药品降价硬被看作是这一改革的肇始。为什么说取消医院对药品加价的做法是更重要的改革举措?因为药价虚高的主因不在于药品的出厂价奇高，而在于医院长期以来实行“以药养医”的体制。在患者购买的药品价格中，出厂价约占30%，另有70%则是由中间流通环节和医院加价赚取。由于国家政策允许药品加价(一般加价幅度为15%)，作为医院的收入，致使医生倾向于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在一些医院的收入构成中，卖药收入占到了45%至70%不等，无怪乎老百姓惊呼“看病贵”了。
由于发改委拟降低的是药品的最终零售价，此类降价行为若能配套出台取消药品加价的举措，价格降低的效应可能会被取消加价部分地冲掉，药品的出厂价格不致受到太大影响。然而，政策常常不够配套。中央及各地物价部门管理药品的价格，卫生部系统管理医院对药品的销售与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理药品的生产标准和市场流通。而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只有求助于系统性的改革措施，这需要国家设立综合性的医疗改革领导机构。
单项改革难收实效。例如，单纯降低药品价格，难免不影响药厂的赢利甚至生存。我国现有制药企业近7000家，规模普遍偏小，技术研发能力低，大多靠仿制药品来压缩成本;药品批发企业约有1.6万家，竞争激烈，主要靠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赢利。再如单纯取消药品加价，则医院收入势必大幅降低，如若财政拨款不予增加，医院必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看病贵”仍是难题。
希望已经显现。全国人大常委会韩启德副委员长透露，国家在拿出200多亿元建立疾病预控和医疗救助等公共卫生体系之后，已将医疗资源投入的重点转向建设城镇社区医院和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的确，公民享受基本医疗的药品和服务的价格应该得到控制，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不够富裕的印度亦复如此。控制公民的基本医保费用支出，有待于国家的财政扶持和医院的非赢利定位，有待于良性的医药流通秩序的重构，有待于对《医保目录》药品的价格规制，即有待于系统性的医疗改革。
材料七
元旦前夕，陕西农民周某听说今年的新农合结余资金还能进行二次补发，这让她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患有脑梗和高血压，这位69岁的农民前不久在镇卫生院住了两次院，一共花了1000多元钱，通过新农合报销了600多元。周某说：“我跟老伴都有病，要不是参加了新农合，家里的大部分收入就都用来看病了。”
周某所在的陕西省蓝田县胭粉台村是一个贫困村，村委会陈主任告诉记者，过去村民都是“小病扛、大病拖”，现在有了新农合保障，得病了都会及时去医疗就诊。不仅住院能报销，陈主任还发现，现在得了感冒这样的小病，去村卫生室打针买药也能报销。他说：“我感冒在卫生室买药花了6元多钱，也能报销3元钱呢!”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已达到8.35亿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96.3%。不仅得了大病住院有保障，我国还普遍开展了新农合门诊统筹，既保了大病又兼顾了小病。截至2011年9月底，超过90%的新农合统筹地区开展了门诊统筹。此外，政府的持续投入正逐步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陈旧、人才缺乏、管理不足等问题，各地也在探索异地就医及时联网结算，按病种、按人头付费和总额预付等方便农民看病的新举措。
记者采访了一些农民、政府官员和专家，他们普遍认为，一张看不见的医疗保障之网已经在中国社会保障最薄弱的农村形成，虽然这张网目前还不能兜住农民看病就医的所有问题，但它所起到的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的作用显而易见。
材料八
记者在巴西圣保罗机场碰到过一个活泼可爱的土著小女孩埃琳娜，她住在亚马孙州一个偏僻的农场，家庭贫困。因为经常晕倒，她到离农场近百公里的社区医院看了几次，但都没看出什么名堂。社区医院决定让她转院到市镇医院就诊，经过三次复诊，医生诊断她患有心脏病，经过治疗仍不见好转。市镇医院经转诊中心把埃琳娜转到州立医院，州立医院很快确诊她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右心瓣畸形，由于病情比较特殊，建议她转院到圣保罗的圣安娜心脏中心。鉴于有三级医院看病的病历，圣安娜医院5天后就对她进行了手术，两个星期后就痊愈出院了。这便是巴西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统一医疗体系”。
这个体系由全国所有的公立卫生站、医院、大学医院、实验室、制药厂、血库、医疗科研机构，以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聘用的私立医疗机构组成，由卫生部、州卫生厅和市卫生局统一领导。体系规定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保障公民健康的责任，特别要加强市政府在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职能。同时，各级政府都建立有公民代表参加的医疗卫生委员会，参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分区分级”是“统一医疗体系”实行的治疗原则。居民看病必须先到所在社区的卫生站，如果医治不好，再根据病情分级转向设备和医生水平较高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同样，为了有效利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对不再需要在大医院住院的病人，大医院在确定治疗方案后，经过转诊中心再让病人回到社区，由社区医院医生按大医院医嘱实施治疗。
“分区”原则的好处是便于医疗机构随时了解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及时防治传染病和流行病，控制病源，开展健康教育。“分级”的好处是可以合理配置人力和医疗设备，节约开支，避免患者不管病大病小都到大医院就诊。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如今“统一医疗体系”已覆盖巴西90%的人口。
材料九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把“看病”说成“看医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生职业的特殊重要性。医生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是能否看好病的关键因素，决定最终疗效的，往往不是药物，不是设备，而是医生。医生职业具有高技术、高风险性，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同于普通服务。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患者往往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只能依赖于医生的诊断。在世界各国，医生通常都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我国目前有800多万医务人员，承担着世界上最大的就医服务量，为人民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医生群体的社会形象被扭曲，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职业尊严感受到冲击。这既有医生的问题，更有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医务人员正当收入过低、公立医院实行鼓励创收的考核机制等，“逼迫”一些医生开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过度诊疗，甚至还有少数医生吃拿回扣、收受红包，引起患者不满，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医生是患者求医看病的希望，也是医药卫生事业的主体力量，广大医生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性，是关系到缓解看病难、深化医改的大事。改革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要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其安心从医，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从政府来说，要创造有利于医生工作和发展的环境及条件，使其价值和地位得到应有体现。理顺分配机制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取消“以药补医”，体现医生劳动价值，改革绩效考核方式，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完善医生规范化培训，试点多点执业，鼓励医生在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间合理流动，为广大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作答要求】
1:针对材料4中阐述的“与小医院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几乎水泄不通”这一问题，分析其带来的影响。(15分)
要求：分析准确，语言简练。不超过200字。
2:请根据相关材料内容，对材料中所反映“看病难”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20分)
要求：分析全面、准确，分条阐述。不超过300字。
3:假定你是卫生部一名工作人员，针对如何解决我国“看病难”问题，拟订一份解决方案。(25分)
要求：格式正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不超过450字。
4:温总理说“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它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们迎难而上，毫不退缩”。结合给定材料，以解决“看病难”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结构完整、层次鲜明;2、重点突出，针对性强;3、分析问题有理有据，800—1000字。
